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‘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’，此第一境也；‘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’，此第二境也；‘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’，此第三境也。”

著名学者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提出人生成功的“三种境界”，实为说明人生唯有经历理想确立、追求和实现的三个阶段，方为成功。虽是对三首宋词的断章取义，却也引人遐想，故百余年来深受后世学词之人喜爱。

成功的人生有三种境界，做官也分境界。

几千年来，中国的百姓有着浓厚的青天情结。他们对清官的祈盼，代表着对政治清廉、法纪严明的向往，代表着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期盼。

历史上的清官廉吏数不胜数，自《史记》始，史书中均有《循吏传》。“小以立身，大以匡世”，“廉”在宣传教化、移风易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清廉是为官者的立身之本、处事之基。

明代著名思想家、理学家、文学家，明神宗时曾任监察御史的薛瑄在其著作《从政录》（《从政名言》）中将清官分为三个境界：“世之廉者有三，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，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，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。见理明而不妄取，无所为而然，上也；尚名节而不苟取，狷介之士，其次也；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，则勉强而然，斯又为次。”通达天理，爱民惜物，自觉不乱取乱受的，是上品之廉；洁身自好，谨守本分，认为随便地收受有辱名节的，为中品之廉；畏惧法律，为保官禄而不敢取的，廉得有些勉强，又次了一个品级。为官之人，因思想境界不同，故有不妄取、不苟取、不敢取之别。

《从政录》是为官心得，亦是爱民之道：

“作官者于愚夫愚妇，皆当敬以临之，不可忽也。

为政以爱人为本。

爱民而民不亲者，皆爱之未至也。

养民生，复民性，禁民非，治天下之三要。

所谓王道者，真实爱民如子，孟子所谓‘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’上以是施之，则民爱之如父母者，有必然矣。”

亲民、爱民之言，不一而足。薛瑄为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进士，官至大理寺卿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，入内阁，隆庆六年（1571年）从祀孔庙。薛瑄为官，执法如山，刚直不阿，严于律己，勤政爱民，清白立世，廉为世范，高风亮节永传后世，薛瑄之廉自是上品之廉。

一个世纪后，文学家黄汝亨为“扬清风，惩败绩，使夷跖分途，治乱征象泾渭画然，为世劝戒”，遂对宋人费枢的《廉吏传》进行增辑和续编，并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请一代巨儒焦竑为之作序，与《廉吏传》共传世。于是，关于清官的等次便有了上、中、下三等：“谓廉而弘道匡世、补民益主者者，上之；能识者，次之；束身，又次之。”将“有用于天下国家”的列为上品；言行恭正而不苟求利禄，行仁爱而不私惠于亲人，能识大体者，为中品；意气凛然地宣扬廉洁，箪食瓢饮地刻意表现节俭者，又次之。能将“有用于天下国家”之廉视为上品，则比薛瑄的境界更高一个层次。

反腐倡廉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。治国先治吏，只有吏治清明才能风清气正，河清海晏。

“能吏寻常见，公廉第一难。”廉洁奉公是为官从政首要的品德。廉，清也。什么样的官员才能称为清官呢？清官的标准是什么呢？

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封建社会儒家知识分子永恒的追求，“清慎勤”则是为官的最低准则。然而，在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，历朝历代的的官员能做到“清慎勤”已属难得，堪为清官廉吏的典范。

清正在德，以德正其身；廉洁在志，以廉明其志；勤能补拙，俭以养廉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清官，是品德高尚的，是勤政爱民的，是躬行节俭的，更是清廉、清正、清明的，能给百姓带来福祉，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，这才是清官的最高境界。(商水县纪委监委 曾照伦 芷兰)